“远·鉴”展览现场，左为泰祥洲作品，右为乔晓光作品

2019年12月，一场特殊的视觉展览在嘉德艺术中心拉开帷幕，这个名为“远·鉴——传统与未来的转换图式”的展览由林松策划，参展艺术家为泰祥洲、黄钢与乔晓光。展览名称中的“远”寓意悠远、历史记忆、文化的积淀与传承，“鉴”则意味着镜子、审视与甄藏。

策展人林松在前言中写道：“在多元发展的同时，艺术家们开始更加注重本民族的精神内核和文化传承，从中汲取灵感与源泉，以当代艺术语言形式来阐述和表达，进而呈现世界当代艺术中的中国式的思维和文化立场，也惟其如此，中国当代艺术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才能拥有真正的独立性和平等对话，也才能真正的为世界文化提供具有建设意义的可能性和未来。”

“远·鉴”展览现场，黄钢作品

三位参展艺术家的作品都被收藏在重要的艺术博物馆和大型公共空间，在国际艺术界、学术界、艺术史学界不断获得好评。泰祥洲的水墨《天象》系列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观、宇宙观与当代思维、视角的高度融合，气象万千；黄钢以具有历史记忆的现成品和综合媒材来组合、构建新的视觉人文景观；乔晓光的大型装置和绘画根植于中国古老民间美术，给予当代式的呈现表达。

展览期间，艺术中国组织了策展人林松、参展艺术家泰祥洲、黄钢、乔晓光以及嘉德艺术中心副总经理王彤，共同就本次展览的学术主张与内涵展开探讨，走向展览的深处，发掘其意义。

泰祥洲作品现场

许柏成：如果把“星星美展”作为中国当代艺术展崭露头角的开始，刚刚过去的2019年被认为是“中国当代艺术40年”，第一个问题我想回到1980年代，当时几位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对自己的艺术有何影响？ 

泰祥洲：“85新潮”的时候，我跟随冯其庸先生读书，那时他刚从中国人民大学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我看了展览心潮澎湃，冯先生也去看过展览。后来我请教他关于展览的看法，他告诉我：“新事物出现是好现象，但你随我读书就不要去想这些，有些点子看起来很新奇，但是根基在哪里，我都说不清楚。”他说：“作为中国人，你还是先老老实实把中国书读好，踏踏实实临画，把自己的基本功打牢。传统的根基越深，将来可发挥和创新的余地就越大。”今天回想起来，还是佩服冯先生的睿智，他的意思是中国人最好还是从传统入手。所以有深厚积淀的老人，他的思路非常清晰。虽然当时还无法预见什么是未来，但是他告诉我：“将来中国人立足世界的东西，一定是从中国本土文化中生长出来的。”在冯先生的教诲下，我一直坚持着自己的信念，没有太多受到这些新奇事物的影响。

乔晓光作品现场

乔晓光：“85新潮”的时候，我本科毕业，也就20多岁。那时候大部分人都是从艺术史来进行学习，我印象特别深，上大学的时候去阅览室要排着队看画册，当时一套新购的50本画册里一半是现代的，一半是古典的，古典的没人看，现代的要当场排队。到北京以后，我自己在朝阳门的外文书店买了一套，最后发现那是日本中学生普及版的世界美术史。所以当时艺术史的视野刚打开，都是从美术史上来了解，然后再模仿，特别是群体性的模仿艺术史。

当时感觉就是社会的很多前提因素在禁锢着，但是这个力量有反弹。群体性的年轻人，考大学、读书、民族情绪、民族情感，拥抱西方现代艺术史。实际上从八、九十年代走过来之后，整个社会在发展。当时会谈艺术，但今天就不会谈艺术了，艺术还是个问题吗？其实85新潮时期的问题是真正的艺术问题吗？并不是，它是一个社会需求。

在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强大起来以后，它的政治意识、思维形态、艺术思潮发生了范式的转变，今天不再需要一窝蜂地去做群体模仿。像刚刚提到的毕加索展览，当年我们都看不到的毕加索的画册，拿着《世界美术》如饥似渴地看。今天是谁在看毕加索？是网络上年轻的粉丝、追求时尚的人。真正艺术家不在去看。大卫·霍克尼已经不会使我们感动，甚至会感觉这种时尚都过时了。

今天已经不单是一个信息社会，到国外住半年，就会体会到更丰富的生活、艺术、文化和社会。所以经过这样一个时代的发展，中国对艺术史的认知也得到很大的提升。今天我们三位艺术家的当代性与个人和艺术史之间的关系，和“85新潮”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这个变化非常大。

黄钢作品现场

黄钢：对。那时候包括我自己，我们还处于一种在解决常识的阶段，我们当时看那个艺术也很激动。但是现在回过头来一看，它的价值可能并不在艺术层面上。

林松：我当时还在读书。从1979年开始算的话，到现在是40年。当时中国的现当代艺术还被称为“萌芽”，可能就是有一种想要表达的冲动和个性。我们把西方100年的西方艺术史，在过去30年里学了一遍，各种形式都尝试过了，这是一个学习和磨合的过程。但是我觉得在2009年之后，尤其最近几年，有一种趋势特别明显——我们要找自己的位置。

就是要找不同或者发现差异性。现在信息这么发达，地域差异越来越小，我们能很便捷地看到很多大师的原作。在80年代，看一个西方展览，那是万人空巷。现在在798就能见到毕加索的原作。在过去，可能只能等9月份故宫晒画，才有机会去看中国古画，现在辽博就有一个展览，在山西博物院还能看到古代壁画。视觉资源上的提升和带来的养分，在过去是不可能的。各种信息的交汇，让艺术家们更自信。这种自信让他不再是单纯地模仿外国或是学习某种形式，而是开始回归。

现在的中国艺术家与国外艺术家，是在一个擂台上比赛。“远·鉴”中的三位艺术家，是完全从当代立场来表达，又是从传统里转化出来，我认为这样的艺术是是有文化根基、有文脉传承、有生命力的，否则阶段性的东西流行过去之后，你的差异性和价值体现在哪？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恐怕会遇到各种瓶颈。

虽然他们站在各自的角度，但其实他们做的是同一件事——去探索我们怎么做一个当代的中国人？怎么面对中国古代博大精深的文化积淀和丰富的视觉体系？在当代环境的大背景下，亮出自己的一个方向和可能性。我们不需要第二个毕加索，也不需要第二个安迪·沃霍尔。当代艺术最重要的是要有立场和态度。

乔晓光作品现场

许柏成：在80年代，每个人是一开始就有一个价值判断，还是经历了一个“补课”阶段。逐渐才诞生了一个价值取向和判断？

乔晓光：我的个人理解是这样的，我当时的价值判断达不到这个水平。因为价值判断需要一个理性、长期的分析过程。比方说我（当时）的判断首先就是视觉上的革命，视觉上的开放与多元，我可以接纳后现代派、超现实主义、拉美的当代性，也在接受民间美术和儿童绘画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绘画的、视觉的、生理与心理的、朴素的艺术革命。

乔晓光作品现场

许柏成：在您的经历和作品上，似乎有一些矛盾的组合。您主动选择中国画系，另一方面又特别喜欢后现代，同时您又转而深入到中国民间，这是什么原因呢？

乔晓光：这不能用因果关系来解释，其实美术史也是虚构的。每个艺术家都是一部美术史，但命运常常由那些偶然的相遇决定。因为我从小喜欢画画，小学四年级进入美术组，当时在峰峰矿区，第一个启蒙老师就是姚有多。那个时候姚有多先生与许多中央美院的教授下放在磁县不能上课、不能画画，太压抑了。请来了以后，虽然他面对的都是煤矿的一些业余作者和我们这些小孩子，但他很兴奋的画了许多、讲了许多。

我当时刚上初一，他就说“你这个画速写抓表情抓得好”，后来他就说“你画国画好”，他就鼓励你。考上大学后，还觉得国画挺好，后来就开始关注叶浅予、蒋兆和、卢沉等。其实我在很小的时候，家里有《美术》杂志和许多美术画刊。因为没有东西看，所以整天翻这些画刊，对五六十年代的美术都特别熟悉。所以说在大学里就觉得“我学国画，你们都不学，那我学。”我去学国画。我就第一个报名，就觉得这个东西适合我，在本能上感觉自己有这方面的潜力。但是别的想法，像价值观这些都达不到这个水平。像文化方面当时意识到中国画背后的文化问题，但是思考不深刻。

我们学民间是为了什么？因为我们够不到西方。当时大学毕业后我工作的小城就跟《百年孤独》里的马孔多小镇一样，太封闭了。因为喜欢夏加尔、喜欢后印象派、喜欢梵·高、卢梭，还有立体派，可是这些我们够不着，最后发现民间美术，发现民间美术和我们在生活情感与艺术追求上是有关系的。那时候对民间美术的喜欢不是价值取向，不是说“它是活态文化”，都不是，它是个视觉上的取向，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挺现代的，给了我许多艺术上的灵感。西方现代艺术打开了我们的视觉，但在现实生活和文化上相隔的距离还是很遥远。85美术新潮初始，我们就对过度模仿西方现代艺术和民间艺术，都是持批判态度的。那时候发现了身边的武强和平原的土地与生活也是一个惊喜，我在武强木版年画中发现了自己喜欢的现代性，在平原的土地上发现了自己热爱的事物，艺术的探索正是从这些切身的东西开始的。

黄钢作品现场

许柏成：黄老师在当时的艺术思潮会有批判或排斥的态度吗？

黄钢：我是非常接受的态度。我自己也很激动。因为那时候我看那些画册、美术馆展览，我都去看了。他们当时在美术馆外边的小花园、小栅栏上挂那些画，我们都去看。那时候没有书，没有画册，都是些文学杂志配一个彩色印刷的小图，或者是文学作品里的一首小诗，包括黄锐画的弹吉他的那个。我都把它们铰下来，夹在书里面。我现在觉得我们摆脱不了的历史局限，那个过程是一定要走的。现在反过头来看，每个人可能都要往更深层走。那个阶段是历史，它的价值是在那里的，是从艺术史角度说的。它可能不能代表一个艺术上的高水准，它是一个历史事件。

黄钢作品现场

许柏成：家庭学养的熏陶对黄钢老师的艺术创作影响至深，您毕业于中央工艺美院环艺系，后来由收藏入手去进行当代艺术创作，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黄钢：因为我是从设计出发，跟纯粹学艺术的相比，我可能没更多受过那些训练，比如说图式语言、技法练习等等，但到后来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坏事。可能正是因为这方面的欠缺，我才能找到另外的我能走得通的一条路。

首先我对物质本身比较敏感。从物本身来说，东方美学逻辑有自己的特点，就是它的自然观以及人们对它的时间性特别强调。时间性，并不是简单地能用颜料技法去描绘来呈现这种效果，物质本身是自带能量的，我暂时把它称为“能量”。

这种时间性的东西有偶然因素在里面，而且是非人工所能创造的。它靠自然之手去创造。我运用这些现成物，但这种现成物肯定是有这种特性我才去用。比如按我们中国人的审美去收藏一件青铜器，可能这这些青铜器是汉代的，要2000年以上才能形成表面这种红斑绿锈的物质变化。比如说我们喜欢黄花梨家具，它几百年以后那种自然的氧化、包浆，就让人觉得有人性的温度。

黄钢作品现场

这种美学价值，我就觉得能不能把它们与当代进行结合？或者从当代艺术的角度，这种美学价值是不是重要的？往往就是这种被看低的东西，反而能启发我创作的灵感。就是要把这个东西抽象出来，能在这种审美和当代结合时进入创造性思维。我的目的不是要回到古典，而是指向未来，那些永恒的东西。

中国美学里很早就开始欣赏像大漆裂崩的审美习惯。你看西方艺术的历史，它可能很少重视这种破损或是不完美的东西，它要发展到很后面才能把这种价值才发掘出来。而我们却很早就能够欣赏这些残破甚至孤寂的品味，被赋予了一种人格上的魅力。我觉得这是非常高级的东西，从艺术的形式上去探索这种差异性，从而探求普示的美学价值。

我在世界各地办了很多展览，我觉得西方人对这个东西还是很乐观的，他们能够感受。虽然文化背景不一样，但他们能用他们的知识结构去理解和感受，他们也会觉得这种东西很高级。所以我觉得作为艺术家，去探索如何从表层向深层走去，对我们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泰祥洲作品现场

泰祥洲：我的博士论文关于这段有一个整篇的讨论，讨论我们经历的一个时代——也就是1977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主持恢复了高考，对西方哲学文献和文艺图书解禁。我们这一代到了学知识的年龄时，一下就进入一个如饥似渴的时代。像一块海绵，什么东西都汲取。我们会去看尼采、去看海德格尔，对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民国翻译的西方著作、北大的朦胧诗派等都吸纳，不分青红皂白，能看到的就马上去学、去抄、去演绎，就会想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但这里面有一些我刚才说的年纪很大的，经历了民国等几个时代的人，他们其实有自己的判断。

我们今天回头看中国艺术发展的很多的事情，都会有关键的点和关键的人物。我们要意识到在不同的关键点，人到底为了什么目的去做一些事情，进而了解在这些关键点上，我们自身怎么去找自己的位置。

乔晓光作品现场

许柏成：三位艺术家创作用的媒介不一样，艺术经历也不尽相同，但最后殊途同归。今天很多曾经很火的艺术家，因为没有可以再借鉴的西方图式，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去创作，面临着困境和瓶颈。但是对于“远鉴”的几位艺术家，你们的创作本身是一种很自然地由内而外地生长，这是形成鲜明对比的。

乔晓光：对“85新潮”，我有三个感受。第一是“个体”。它虽然叫什么“画社”或“画会”，但实际上这些群体的价值观是统一的，那就是个体。所以“85新潮”作为一个文化或思想的财富，它第一强调的是个体性，就是就个体生命的存在；第二是“追求思想”。它虽然没有创造新思想，但它在追求思想。就是说艺术具有了高于艺术的一种思想；第三，原来所有的艺术创作是社会驱使你去做的。现在要参与社会，甚至还要影响社会。我觉得这三个东西一直延续到今天，尊重个体，追求思想，主动参与、影响社会。

我昨天在中央美院继续教育学院讲，今天要去给儿童讲一个怎样的中国美术史？今天我们的美术史是失衡的，为什么？就是说我们的美术史中有文人、精英、官方，没有民族和民间。易英老师曾经说过：要是研究美术史的人关注民族民间，中国美术史就不是这么写的。

黄钢作品现场

我认为林松在策划的这个展览中，提出了一个当代绘画和艺术史的关系的问题。泰祥洲的水墨代表了传统文人精英的古典，黄钢代表了民族和宗教，而我则代表了民间。中国的美术史梳理现在有没有古典、民族和民间三个基本要素所构成的呢？没有一本。我认为首先就是美术史的视野，实际上这个展览提出了背后支撑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艺术史是什么样的文化视野、什么样的文化结构、什么样的文化宽度这样一个大问题。

中国美术史是由文人精英、民族多样性、民间老百姓的生活传统这三个方面构成的，它支撑着中国的当代性发展。今天我能直接拿剪纸来作为当代艺术来说话，这本身就说明了在中国，人民的文化传统终于慢慢地走向主流舞台。

泰祥洲作品现场

王彤：三位老师都是艺术创作者，林松是学艺术史出身，而我是学考古出身。我代表嘉德艺术中心在这个展览中，一是作为主办机构，二是更像是一个观者。我们在无形中成为了这个展览的背后推力。嘉德所从事的是多元文化，一方面做了26年的艺术品拍卖，所涉及的艺术品门类和文化积累大部分是传统的，纯当代的很少；另一方面，2017年嘉德艺术中心落成后，作为一个当代的建筑，坐落在五四大街和王府井大街交叉地段，周围毗邻中国美术馆、故宫博物院等传统文化机构，所以嘉德艺术中心更是一个集艺术展览和文化交流、教育等多方艺术交融、交流并传播的一个平台。

那天我跟林松说，我一直在想，从时间和空间上，有没有一条线能串联传统和现代？能不能做一个相关的展览？林松不假思索说可以做。这就说明三位艺术家已经有了这样的创造，只是缺少用一条线来串联，去呈现传统和现代是一个怎样的对话关系。

通过上述三位老师的讲解和对话，我脑子里一直索绕着一个哲学问题——从哪来，到哪去？85新潮我们拥抱西方，从哪来？一定是从这里来。到哪去？一定是到了我们当今的时代。我们今天该怎么发展它？探讨这个问题，其实可以从天、地、人三方面来说，同时离不开“传统”两个字，其中的一条线，就是“文脉”相连。

黄钢作品现场

乔老师总结的好，古典、民族、民间，这就是我们自己最本土的。文化自信就是从这来。我们现在说文化自信，但是你要真的看西方的东西，比如说我上午看的大卫·霍克尼或是毕加索，我们看的时候是特自信吗？不是。老觉得跟我们是脱离的。我们是东方的，我们在这块土地上生长，讲着这块土地的语言，我们的文化的祖先在这里。

作为艺术机构，我还在想，他们做了这些作品要给谁看？作为一个艺术机构，我希望把这个展览给更多的人看。我要给哪类人看？是给纯学艺术的人看？还是掌握艺术脉络、有艺术思想的人看？我觉得不仅仅是他们，而是给更多的人看。它应该有一个传播性，像风或雨，或者阳光一样。每个人接受它的时候，都会获得不同的能量。所以应该是从艺术家、艺术史学者的专业人群中来，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让现在的年轻人、很多跟艺术不沾边的人，能看到艺术的美，带给每个人不同的思考。

现在我们开放多了，大家到国外走的也多，在看遍了世界以后，我们内心的积淀让我们思考自己，所以又回到了传统，回到了中国。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空间点都很好。就是接受了丰富的世界文化以后，我们还要回到自己本土的文化。这其中一定要有一个文脉，一个传承、一个对话。这个展览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以后沿着这条脉络可以做的事情更多。

乔晓光作品现场

许柏成：以媒体的角度观察。很多展览其实一开幕之后，就没人再去看了，但我在嘉德艺术中心发现观众不少，而且年轻观众很多，还有带着小孩来的。其实当下很多当代艺术的展览，并不适合儿童观看，但这个展览的内部有一种东方文化的生命滋养在其中，内在气质与传统是一以贯之的，能量是正的。

王彤：如果我们做纯传统，做不过故宫或者国博，它们的藏品都是传统的载体。同时我发现要给今天的孩子们追溯历史的话，似乎在对接点上和以前不太一样。因为他们现在接受的都是iPad、多媒体这些新技术新产品，他们接触的也都是现代的、国际的当代文化和生活方式。你要让他们通过教科书或者实物回到历史，他需要回头看或者是吃力地思考。如果有一个东西在当下的时候让他遇到，自然地让他回望过去，再展望未来，就更容易。我觉得我们就站在中间这个点，刚刚好。让更多的孩子从这里看过去和看将来，会有一个很好的传播效果。

泰祥洲作品现场

许柏成：林松老师在挑选三个艺术家的时候，有是否考虑了乔老师说的文人、民族、民间这三个方面？您是如何挑选这三个艺术家的？

林松：没有像乔老师说的想的那么深入，这个评价对我也是一个巨大的鼓励。在王彤聊的时候，定的是从传统和当代里寻找关联。我第一反应就想到了这三个艺术家。因为他们在各个领域上都有成就和经验，基于他们的积累和在各自领域的可探索性。所以一经商量和讨论，这个展览马上就出来了。

当然也有一些更年轻的艺术家，为什么没选择年轻艺术家而是他们几个人呢？一是因为他们在各个领域里的代表性，还有就是他们相对比较成熟和完整，而且方向与价值观也很明确，在我看来这就是正能量或者是主流的当代艺术，是有生命力和传承的。

黄钢作品现场

许柏成：我也注意到在当代艺术的市场顶峰之后，您似乎有点主动游离于所谓的热点之外。这些年您有自己的思考，您在关注什么？

林松：我们的关注是被市场倒逼的。因为我是开画廊出身，在市场的一线作战。画廊的形态和所在的环境也是不断变化的。中国的当代艺术市场的主角一开始是北京的，比如说驻华的机构、领事馆，甚至是它们中的工薪阶层，他们对中国好奇所以来买的艺术品。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从2006年以后就爆发了，然后一下子就卖得特别贵。我们赶上了那个时间段，那是基于85新潮到90年代以来这些艺术家们这么多年的积累而产生的，是市场对他们一个认可，虽然爆发阶段不是特别长，但确实是涨了很多倍。

当时我碰到《三联生活周刊》的舒可文。她说“有一次吃饭的时候，我观察过你。市场卖得那么好的时候，你好像有点愁眉苦脸。”我说第一，愁眉苦脸是因为我没有卖那么贵的画。第二是我感觉大家好像不怎么谈艺术了，也不太想艺术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市场是对过去探索的总结，但是现在这样子，它就值这么多钱了。然后又过了很久，她就对我说：“我发现你还不是一个简单地倒腾买卖的一个人。你好像还要找自己的某种方向或者是存在感。你在选择你寻找的艺术家或者是东西。”

我现在更加明确了，把画廊都关了。因为你卖不过豪斯沃斯、高古轩等西方顶级画廊。佩斯在798都开了10年了，林冠基金也在。国外的大画廊不是在北京、上海，就是在香港。全世界前50名的画廊，有40个都在香港开了。看过巴塞尔博览会，看021博览会，看西岸博览会，答案很明确——国外画廊的结构已经很完整了。

乔晓光作品现场

西方画廊就是高举高打，掌握当代的话语权，把它的明星推荐给中国的收藏家，美术馆或博物馆。我们没有这么大的话语权，也没那么大的资本。因为这样，我就想画廊这样开是毫无意义的。不是说开画廊没意义，肯定还有不同的方式。但从我角度讲就是说，这样的话你是打不过他的。赚钱很容易，你去当代市场，一两百万就能赚到钱。但是要做一个自己的本土画廊，你想要有一个标准和方式的话，你就要有你的立场和角度。你得要输出某一个东西，但没有资本或者是配套机制来支撑的话，很难。

所以我理想中的画廊，跟现实中的画廊是有差距的。所以我一定要找到这样的艺术家来作为合作伙伴。一个非常年轻初出茅庐的人，他不具备这种实力。肯定是要找经过经过历史考验、经过市场检验的人。他们不是有什么好就去画什么、去迎合市场的潮流。他们是能够一直坚持下来的人。

有毕加索这样的天才，一下子能有4个风格，还都成功。但大多数是没有这么多的时间、精力和天分的。但我选择的艺术家年龄段是相对比较成熟和完整的，甚至于我觉得是健康的，有力量和发展性的。

泰祥洲老师对我的启发是很大的，我们希望由艺术家个体变成一群人、一个现象，一个脉络，让人们看到有一些有实力的、甚至是代表未来中国正在进行的方向的一些艺术家，把他们呈现出来。我想用展览的形式更容易去呈现。正好像有嘉德艺术中心这样一个空间，然后就一拍即合。我觉得这个展览是一个引子。

泰祥洲作品现场

许柏成：泰老师是西方博物馆收藏中国“新水墨”的代表艺术家之一，您认为“远·鉴”应该深层推动的是什么？

泰祥洲：我认为“远鉴”是一次真正从中国文化内核出发的，用中国的语言走向世界的展览。

我从2009年开始在美国参加展览，我的作品也在那时开始逐步进入了西方相对学术的主流的圈子。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收藏我的画后，直接用在了艺术史教学课堂。东方艺术史教学课从宋画开始一直到张大千，后面就用了我的画。后来芝加哥艺术博物馆馆长詹姆斯·容度从馆藏33万件作品中选择了200余件代表人类绘画史的作品，编辑出版了《芝加哥博物馆馆藏绘画精品集》，其中也包括了我的绘画作品《天象－2014.1》画。这本精品集成为西方艺术史教学重要的参考书。

可以说我的作品能被近20家重要博物馆收藏，并收录在重要的艺术史著作中，其中重要的原因是我的博士论文《仰观垂象——山水画的观念与结构》（中华书局2011年出版）同样受到西方艺术史学者的重视，当你的理论和统一起来，也有便于学者和艺术史家更加容易理解你，更愿意把你的作品运用到艺术史课堂上去，将你到作品和学术论点带入到未来的艺术史中。

我们今天说“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我认为，最为重要的是，能将中国当代水墨绘画带入西方艺术史学科框架之中。也就是说，你得进入全人类大文化背景下的教育体系，大众的文化背景是通过大学学科建立起来的，单纯的广告宣传和商业展览，并不能起到核心作用。这些都需要具有使命感的艺术家默默努力，和无私奉献才能完成的。

刚才乔老师也提到，我们的中国美术史教材中缺少民间美术，这其实是学科的缺失。所以我们需要有更大视野。立足学术架构，建立起自己的体系。这样才能逐步建立起中华文明史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地位。

黄钢作品现场

许柏成：黄老师在创作中如何把握利用现成品进行创作的“度”的问题，您的思考是什么？

黄钢：我用的材料基本都是比较朴实的、民间的，要去符号化。我只是保留这种抽象的、具有有东方审美倾向的东西。并不需要上面有具体的符号，完全是很抽象的东西。除了时间性，还有就是材料本身的能量。能量是在创作里对我来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现成物里很多东西都自带能量。它包括很多层面，一种就是说经过了时间，出现了自然和偶然的呈现；还有一种是精神的赋予，比如佛经。佛经很多都是当年僧人刻出来的。他刻的同时要诵经、敬香，本身就特像一个艺术家。他一边诵经一边刻，是自己的心灵的修行，这个过程跟艺术家的创作过程是趋同的。它的能量是不灭的。

黄钢作品现场（局部）

我有一次办展览，用一个大的经板做一个装置。一个僧人走到画前，他的眼泪情不自禁就下来了。他这种生理反应是因为他能看到、感受到很多的能量。这种能量的信息是多重的，我们可能通过色彩、通过图示语言，物质本身也自带能量。对于我自己个人的创作而言，我还是希望能够从这方面有一些探索。打破那种单纯的图示语言，添加新的艺术的能量进去。

我现在主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要从物质本身出发，其次是我要跟它有一个对话。它能给我怎样的一种新的启示？我要与它做一个默默地相互地观望。它能够给我带来图式语言之外的能量及多重信息。这种维度是更有精神性的，在东方美学逻辑里非常强调。它高级的地方就在于这种打动心灵不可言说的部分，很难用文字去表述，只有通过这种视觉感悟，这是我觉得奇妙的地方。

乔晓光作品现场

许柏成：乔老师在刚才的谈话中提出“今天重要的已经不是艺术”，您当下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乔晓光：我从85一路走过来，一直坚持了剪纸，坚持了对乡村民间美术的田野研究，也坚持了85时期从民间走向现代的艺术初衷。最早是用油画画玉米地，表现内心的生活感受，同时也做现代剪纸。剪纸改变了我的造型观，也把我引向民间文化的深层。再后来走到水墨的探索，也是文化研究与探索实践的必然。水墨和剪纸对我来说不是艺术媒介的区别，而是探索文化的方式不同。

今天我们首先思考的应该是一个文化问题，我们怎么来认识传统。比如说民族和民间的东西是一套对待生死、看待天、地、人的系统，这是一套思维方式。西方艺术和民族民间艺术最大的差异在于一个是视觉之上的，一个是文化、心理之上的。一个可能更多的偏重于科学，另一个更多偏重的是形而上学。在西方，科学和当代艺术结合得非常好，越结合越棒。今天这个导向又开始吸引中国，甚至于各大院校现在就提出来，下一步要搞科学。如果不搞科学，艺术就完了。但是中国文化是早期科学或者叫前科学，甚至是和巫术发生在一起的朴素辩证主义或者叫形而上学。

今天我们要重新来研究我们自己的叙事，重新认识传统，重新面对这个时代的不确定性。比方说我不会再去表现乡村田园，因为这么多年田野走下来，知道乡村压根就没有存在过田园诗。对民间调查的越深，我们就越发现民间是个大社会，社会阶层、男女分工、男女社会地位的差异，甚至是民族之间的差异。社会生活的事实把很多文化的问题提出来了，艺术反而不是那么回事了。

今天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艺术自身的问题一点都不重要，或者说它已经不是一个主流问题了。研究范式、研究问题都在转换，我们必须得有一个新的姿态来迎接新的时代。我们要做基础研究，结果突然发现村庄真的要消失了，文化真要断裂了，那么文化下一步该怎么走？就一个问题特别深刻——必须创造性地来对待今天所有的问题。只有创造是唯一的希望，单一的守恒是没有未来的。

基层的社会现实和长时间的乡村调查告诉我，一切东西都得依赖于创造性思维。转化也好、继承也好、保护也好。今天是一个创造的年代。在中国随着国力增长、“一带一路”倡议逐步实现的时候，我们真得要用资源去创造自己的学科，要跟世界平等地对话。

泰祥洲作品现场

许柏成：三位的共同点都是很自然而然地从我们的根性文化上有一个生发、在当代有一个转化。我们今天怎么看传统？传统和自己今天创造的关系？

泰祥洲：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做传统的艺术，还是继承艺术的传统。所谓传统，就是对世界的认识。我们中国人用的是中文，用的是水和墨，用的是剪刀、剪纸，包括黄老师几十年收藏的藏文化系统里的材料。能够用这些最熟悉的这些媒材去形成自己的艺术语言，这个就是我们的传统。我们中国人的文学、我们自己的这套系统，可能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高度。而且图像跟文字还不一样。它能直接打动每个人的心灵。

黄钢作品现场

黄钢：传统还是在我们文明的文脉里面。它在跟我们做一个当代的对话。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是一样。你看西方的考古博物馆、古代博物馆、现代艺术博物馆、当代艺术博物馆，其实文脉是清楚的。一定是找出来的自己的逻辑。但是这个传统并不是对我们完全封闭，我们还是从里面找出灵感，有一种积极的、能突破、能颠覆的一种营养。它还是能够提供我们新的能量，它是由内向外的，有上下文脉关联的，而不是简单的图式语言的重复。

乔晓光作品现场

乔晓光：现在我们最需要做什么？是需要做具体的研究。不光在中国，全世界都一样。想把一个传统做好太难了，比方说研究口头史诗，哈佛大学用了60年两代人，才建立起研究口头史诗的帕里洛德理论。所以传统是需要安下心来踏踏实实的用几代人来进行一个真正的艺术学的学科建设。因为只有通过研究，你才能够去借鉴和吸收。信息交换是文化创造发展的一个前提。我为什么坚持做剪纸？剪纸在中国具有普遍性和文化多样性，同时也是一个有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剪纸有其独特的基础研究价值。民间美术如果不踏踏实实地建立学科的方法论和基础理论，就没有基本的学术自尊，也谈不上位置。

许柏成：这个展览对嘉德艺术中心是一个未来计划的开启吗？

王彤：应该是一个想法实现的开始。传统和现代的结合，或者是文脉的梳理应该是今后我们更加关注的一个方向。如果就说在当下我们能参与很多东西，从未来看就是不一样的。当代是我们能参与的，历史是我们要传承和保护的。如果能把这两块更好的结合，我觉得就符合这一届威尼斯双年展提出的“愿你生活在有趣的时代”，其实挺有意思的。

泰祥洲：关于“远·鉴”这个名字.,其实是我和大书智美学聚乐部的张斌多年讨论的结晶。过去我和张斌一直希望在面向未来这个问题上，形成一个艺术和哲学互动的小组，也一直没选好名字，因为这次展览，我翻了很多书，最后选中了这两个字。未来，我们会形成几个叫远·鉴的平行小组，包括：远鉴艺术小组、远鉴哲学小组、远鉴科学小组等。我们会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这个事情一直探索下去，我们也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年轻艺术家能够参与到团体里面来，形成一个推动中国文化走向未来的重要的起点。

许柏成：所以这个“远”是双向的，一个是向过去的远，一个是向未来的远。

林松：“鉴”也一样，“鉴”是一面镜子，既照过去，也照未来。

（文/许柏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