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美术馆事业发展迅猛，五年前，坊间曾传闻全国各地每天诞生一家美术馆的消息，瞬间，各省各地各区各县的美术馆遍地开花。中国美术馆的建设，似乎想用几十年的时间，去追赶欧美国家美术馆几百年的发展。

从世界发达国家的艺术机构发展轨迹来看，美术馆的进程与物质文明的发展息息相关，特别是在后工业化时代，它与以“体验经济”为基础的城市发展紧密相连，美术馆作为公共文化设施日益成为区域振兴与升级的重要引擎。眼下，我国的文化消费业已开始从同质性的娱乐层面的横向拉开，转向高度差异化的文化体验的高度与深度发展。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占据了美术馆总量大头的民营美术馆，现已不再满足于拾遗补缺的“配角”地位，而是有意无意的在向“物业管理式”和“场租经营式”的懒汉样式发起挑战。在这种“摸着石子过河”的大胆探索实践中，却孕育出集“展览、收藏、教育、研究、评论、交流、传承、普及、娱乐”等为一体的智慧样式雏形，并将最终呈现人们潜在理想中的民营美术馆，渐入多元文化生态主体的佳境。如是，民营美术馆群体就能创设多维文化场景，激发人们的参与度和互动性，为城市吸引和留住高层次人群，从而达到为区域经济发展作出美术馆、博物馆理应有的贡献，于国于民于政府，不啻为美术专业本身发展的利好，更是在于推动文化金融的有机结合，作用于加速我国的文明进程的利好。

但问题在于：在我国，任何事物发展的初期，一方面，理论往往落后于发展需求的现实，导致盲目粗野的发展混迹于中成为必然；另一方面，管理总是滞后于市场发展的脚步，束缚牵制造成种种瓶颈就演变为发展的各类矛盾。应该说，在我国各个建设阶段的各种行业系统里，这种在理论领域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一直没有很好的得到有效地改变。加上原有的专业研究机构也会因种种原由，囿于原本研究方向的单一，和研究成果的有限，现再叠加着结构陈旧队伍老化，远不足以为蓬勃发展的艺术文化事业提供理论保障。我退休前曾供职的研究单位，好不容易在上级领导的倡导和支持下，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改造并开创了好端端的艺术评论平台，不出三年就式微了，习以为常的把评论与报道、学术报告与行政报告混为一谈，用行政性取代学术性混淆基本界限成了通行的惯例。在艺术研究层面普遍出现这种“疏于管理，懒以耕作”的现状中，得以让“龙现代艺术研究丛书”有了出生与成长的空间。

艺术研究从整体上来看，诚如薛永年先生在《反思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与写作——从20世纪初至70年代的美术史谈起》一文中所指出：“作为基础研究手段的文献考证、美术考古和书画鉴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综合研究，一是由于学者专家无暇去做如此浩繁的工作，二是革命年代对繁琐考证的批判，使学者对考证鉴定视为畏途。而基础研究的不足，也影响了宏观研究的深入，尤有甚者则变成了现成结论的演绎和例证，比如有的美术通史，即套用前苏联文艺学‘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斗争而现实主义取得胜利’的结论，把先验的论点套在中国美术的丰富发展上。在史学界提倡‘以论带史’变成‘以论代史’、‘以论套史’之后，从事实引出结论——即论从史出的学风遭到错误对待，于是终至出现了文革中的‘儒法斗争美术史’，使学术研究彻底变成了某种含沙射影的政治观念的传声筒”。虽然现在大有改观，艺术研究在“西学东渐”影响下，在学理、方法、成果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也正因为这样，艺术研究整体处于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自觉坚持民族文化价值观念，卓有成效地揭示与民族文化现代审美要求结合的成果并不太多，也为龙现代艺术研究院编撰“龙现代艺术研究丛书”作了背书。

“龙现代艺术研究丛书”将先从美术切入，逐渐向其他艺术领域扩展，重点是要突出专业性本体的个案研究，提倡发掘问题、弄清问题的探索性研究和为问题提供解决方法的建设性研究，专注为解决方法的可能性提供实质证据的经验性研究，并真诚的欢迎有志者带着课题或带着成果加入我们的研究队伍和编撰队伍。

在丛书的第一本《私人美术馆》付梓之际，特别感谢为丛书工作付出辛勤努力的丛书编委会和组委会；尤其要感谢的是两位年轻的作者，她们在学业论文的关键时段，毅然决然的抽出时间寻访并撰稿；更要感谢的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领导王伟松、何元龙，没有他们的关注与关心，就不可能由舒光浩率领屠毅力、陈佳妮这样一支富有实战经验的编辑团队的全力以赴，为本书以及丛书后续各本图书的出版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