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
广州市海珠区昌岗东路257号
2020-09-15 - 2020-09-24
《百花齐放》创作于1956年,这一年初秋,武汉市美术家协会组织中南美专、华中师大美术系教师和中南地区老中青知名画家26人,用一个多月时间集体创作了这件巨幅花鸟作品,画作全部完成后,又专程送往北京请郭沫若先生题写了“百华(花)齐放”四字。这幅画宽402厘米,高173厘米,严谨的花鸟造型与写意手法相结合,细节与局部统一在主题之下,画面恢宏而有气势。同年11月,此画参加湖北省第一届美术展览会,获得特等奖,后又制作成宣传画出版发行,在社会上引起反响。
但《百花齐放》的另外一层意思是,将它置于1949年后中国画新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我们可以看到它与时代发展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画如何服务人民大众构筑新的桥梁进行探索。人物画题材本身有着较为明显的社会性痕迹,利于表现新人新事;而山水画亦利用写生与真山真水对话,将反映的对象转向社会主义新农村。但是,花鸟画在表达对新的社会功能必须赋以新的内涵。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同年5月26日,时任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向文艺界和科学界作了《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报告。“双百方针”不仅令文艺界迎来发展的春天,更为中国画的花鸟题材提供了新的内容。“百花齐放”一时成为花鸟画界重要题材之一。1956年至1959年间,百花画与百花诗蓬勃涌现,张振铎、关山月等画家在“双百方针”提出后不到四个月,就集体完成了《百花齐放》,体现了他们对花鸟画承载新的内涵的方法。
值得留意的是,“百花”题材的中国画,集体创作往往占了很大比重。本来合作绘画的方式在古代花鸟画史中也有先例,如文人画家在雅集笔会时,偶然会共同完成一件作品,但是流传有序且有记载可考的作品并不多。新中国成立后,“百花齐放”在20世纪50年代以“百花”为题材的合作画并不少见,但达26人的合作实属少见。他们有来自岭南的关山月、黎雄才、杨之光等,亦有武汉的花鸟画家张振铎、王霞宙、张肇铭、汤文选等,他们每一位都是中南地区能够独当一面的年富力强的画家。
《百花齐放》完成后不久的1958年,中南美专的主体便从武汉南迁至广州,并更名为“广州美术学院”,创作者亦分散于南北两个城市,这幅巨作和一段集体回忆几近淹没于翻涌的时代浪潮中。20世纪末,《百花齐放》被香港爱国实业家梁亮胜先生慧眼发现,予以珍藏,并于新世纪初得以与当年的几位创作者重聚。虽然此时大多数参与创作的画家都已辞世,但作品所承载下来的历史信息却能够因此而获得延续。2020年,经热心校友温尚光先生和原广州美术学院党委书记杨珍妮女士的穿针搭桥,以及收藏方梁亮胜先生与丝宝艺术馆的惠允,这件带着时代烙印和见证了校史变迁的原作,将在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展出,让我校师生和社会公众欣赏这件作品的同时获得对于那段历史的认知。
展览将根据《百花齐放》的作者名单,以我校在中南美专工作过的人员为线索,汇集校内能找到的相关的作品和文献资料进行展出。因《百花齐放》出现,引发我们对前辈艺术家的思念与回忆,推进了对于广州美术学院那段校史的研究与梳理。同时,《百花齐放》高清文献的受捐,也突破了因为历史原因和条件限制在研究校史时不能获取部分原作的局限,而开辟了相关文献收藏和研究的新渠道。希望以此为契机,多番搜寻和发现,进一步加强对于学校历史和相关艺术家的钩沉,将这一项研究引向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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