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介绍

展览海报

展览主题：“汲登百丈路迢迢——徐悲鸿与民族美育的时代理想”

开幕时间：2020年6月19日10点

展览时间：2020年6月19日——9月13日

展览地点：徐悲鸿美术馆.重庆（重庆市江北区盘溪路70号石家花园）

出品人：杨净

策展人：徐骥

联合策展人：宁静

主办单位：中共重庆市江北区区委、重庆市江北区政府、徐悲鸿纪念馆

承办单位：重庆市江北区文旅委、时代悲鸿（北京）文化艺术中心

协办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研究院

参观须知：

6月19日——6月25日只接受专业观众观展              

6月26日之后开放大众参观（需在江北区文旅纵横微信公众号预约时段观展）

石家花园 摄影©宗海平

江北盘溪，有这么一座古宅子经历过抗战那段动荡艰辛的岁月，在它耸立在盘溪山头的80多个年头中，秘密收藏过十余万册抗日时期的珍贵史料，办过中央美术大学及私立蜀都中学，这座古宅就是位于江北盘溪的“石家花园”。

而要说这座花园的独一无二，一定要从他的主人和那段历史讲起......石家花园始建于1931年，是一处比较典型的中西式结合，集书法、石刻、建筑艺术于一体的园林式建筑，分为正屋、地下石屋、配房三部分，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原是重庆著名富商、民主爱国人士、时任四川商会会长的石荣廷的私宅。1942年，徐悲鸿应邀携妻子廖静文从沙坪坝搬到了石家花园居住。徐悲鸿为了发展美术事业，由“庚子赔款”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提供经费，还在石家花园组建了中国美术学院筹备处，也就是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那时候，日军频繁空袭，为顺利开展教学，徐悲鸿只好在地下石室育人、作画。在那间不大的石室里，徐悲鸿完成了《巴人汲水图》等名作。1943年3月19日，“徐悲鸿画展”在当时的重庆中央图书馆举办，展出了国画、油画、素描百余件，轰动山城，三天时间参观者逾三万。可以说，石家花园见证了徐悲鸿艺术创作生涯的最高峰。

1937年石家花园（中央美术学院前身中国美术学院筹备处）

1945年在重庆磐溪，背景为中国美术学院，左起为廖静文、徐悲鸿、张葳、周千秋、佚名、张安治、张苏予、宗其香等

在此期间，徐悲鸿创办并筹备了带有学术研究性质的中国美术学院，当时学院只聘请在国内美术界有一定影响的画家为研究员，其目的是研究美术理论，推动繁华中国的美术创作。徐悲鸿先后聘请了在渝的数位画家张大千、吴作人、李瑞年、沈逸千、冯法祀、孙宗慰、宗其香等，后来很多人成为中国美术教育事业的奠基者。

20世纪40年代末,徐悲鸿向友人展示讲解自己的作品《巴之贫妇》

岁月流转，经过江北区政府修缮建成的徐悲鸿旧居美术馆于2019年完工。2020年6月19日，徐悲鸿美术馆将以崭新的面貌迎来首展“汲登百丈路迢迢——徐悲鸿与民族美育的时代理想”，与历史回响，向历史致敬。本次展览精选徐悲鸿在重庆时期的20余幅原作（包括代表作《巴人汲水》），及李可染、李斛、宗其香、张安治等大师20幅原作。展览作品表现了艺术家们在特殊的时期，利用艺术绘画来为国抗争的精神，也表达了他们的家国情怀。展览在展陈设计上采用了绘画作品原作展出+史料文献+实景还原+科技互动+云上虚拟展览等多重表现方式，展示了名人故居美术馆未来形态的探索性，开启了徐悲鸿旧居—石家花园的时空大门。

部分参展作品赏析及作者介绍：

徐悲鸿，巴人汲水，纸本设色，300x62cm，1938年

《巴人汲水》作于1938年抗日战争时期，描绘了当时重庆人民的一个极平常的生活场景——汲水。当时百姓每日生活用水都要从江中汲取，故而无论男女，为了生计，每天都要到江边取水。他们挑着沉重的木桶，再装上满满的水，沿着崎岖陡峭的山路走回家去，有时甚至要往返多次。徐悲鸿对蜀中劳动人民的艰苦生活充满着同情与悲愤，画中郁郁葱葱的竹林和怒放的梅花是徐悲鸿对中华民族在严酷的历史环境下表现出来的威武不屈的民族气节的赞颂。

      此作有两幅，第一幅徐悲鸿后来补题“静文爱妻保存”，现存北京徐悲鸿纪念馆。第一幅在重庆展览时，当时的印度驻华公使看上此画而希望以重金购藏，徐悲鸿不忍割爱，又连夜为公使绘制了一幅同胞作品，此即第二幅。这第二幅《巴人汲水》于2010年12月10日下午举行的翰海秋拍庆云堂近现代书画专场中以1.71亿元成交，刷新了中国绘画拍卖成交世界纪录。

徐悲鸿，牧童与牛，84.5cmx56.5cm，1938

徐悲鸿，天马，宣纸，98.7cmx59.4cm，1944年

1937 年底，日寇攻占南京，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作为战时陪都，这座山城变成了当时中国政治与文化的中心，大批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随高校、文艺团体迁至此地，这其中就包括了任中大艺术科主任兼教授的徐悲鸿，还有在国共合作政治部第三厅工作的李可染等人。战端一开，国无南北、人无老幼的守土抗战之责让这只孤鸿无暇余悲，四处奔走，赴南洋、行印度为宣传抗日举办数次筹赈画展。1942 年归途后，他开始计划筹办一座贯彻自己艺术主张的美术学院的执念，寄望于桂林与重庆。他一面继续在中大任教，一面为广西艺术教师班授课。在此后的一年里，他往返渝、桂两地。战时的重庆，对命运多舛、生死关口的中华民族来说甚为重要，而对徐悲鸿来讲，这里是他众多鼓舞民众的现实主义力作的诞生地。

徐悲鸿所立艺术科课程宗旨包括：“培植纯正坚实之艺术基础以造就自力发挥之艺术专才”，“养成中学及师范学院之各种艺术师资”，“养成艺术批评及宣导之人才以提高社会之艺术风尚而陶铸优美雄厚之民族性”。这显然是一种美术师范教育的主张，因此受教于他的学生们日后大多以教育为职业，艺术实践上一专多能。这个时期在中央大学艺术科就读的学生共20 余人，深得悲鸿先生教诲者，比如李斛与宗其香，都是继承发扬老师中西相融的实践者，他们采西画写生之法，运用中国纸墨工具，表现明暗光影，这些实践实为中国画的创举。因之此后徐悲鸿筹备中国美术学院、重组国立北平艺专、建立中央美院时的工作中，这批精英都是构建徐氏所提倡的现实主义绘画的主力军。他们推动并促进了中国美术事业的蓬勃向前，成为20世纪中国画坛繁荣发展的引领者。

李可染，桂林山水，宣纸，80cmx48cm，1988

李可染

可能许多人不知道，国画大师李可染其实也是西画高手，并且天分极高。他18 岁报考西湖国立艺术院首届油画研究生就被校长林风眠先生破格录取，其实那次考试是他第一次拿起油画笔。与他素未谋面的徐悲鸿先生在重庆看到他的水彩风景便提出要用自己画的猫来交换，并从此成为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位“伯乐”。

其实，李可染真正转向中国画的创作与研究主要是1939年到重庆之后的事情。当时重庆的艺术家与文化名流公认他成就最高的是人物和牛，并认为他是继古代人物画大师之后罕见的天才，其山水画则要逊于二者。但可染先生在《自述略历》中却称自己当时主要研究的是山水，人物与牛都只是附带画，这个反差很有意思。的确，重庆时期李可染的山水创作虽然少于人物，但他思考最多的还是山水，并在对八大与石涛的研究上用力尤多。他在自己的人物与牛画上常题“戏墨”，似乎在暗示这些只是玩玩而已，山水才是他真正用心所在。甚至在他离开重庆赴北平后，在经悲鸿先生引见而师事齐白石的十年里，也从不学老师最擅长的虾与花鸟，只将从老师处悟到的墨法与笔法用于自己的山水创作中。今天看来，可染先生的山水成就自然空前绝后，他即便堪可自负，似乎也无必要否认当年的师长们对他人物画如此高的赞誉。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他不但在所供职的徐州民教馆大量创作抗日宣传画，还赴武汉参加郭沫若领导的总政治部第三厅工作，从事抗日爱国宣传画创作。武汉失守后，李可染随三厅从武汉撤退，经长沙、桂林最后抵达重庆，他一路上在沿途墙上和布上创作了超过300 幅抗日宣传画，如《是谁破坏了你快乐的家园》《轰炸只能激起我们的仇恨》《寒风中的难民》《要做抗战救国的英雄》《祖国需要强大的空军》等等。尽管可染先生不是悲鸿先生的亲传弟子，他却是悲鸿先生知遇的最杰出的一匹千里马，他将先生改革中国画的理想在其认为最难改造的山水画领域中付诸了实现。

李斛，三峡夜航，纸本水彩，87x68cm，1972年

李斛

1942 年，四川本地青年李斛考上了他渴慕已久的重庆中央大学艺术科。这一年，徐悲鸿刚从南洋回到重庆，除了频赴桂林推行其教育主张、筹办学校外，他的精力还要放在他创办的中国美术学院上，这是一个用庚子赔款建立的研究性质的学术单位。显然，徐悲鸿在中央大学的教学活动时间与精力是有限的。尽管徐悲鸿在中央大学是颇有影响的名教授，并且与带领南京中央大学师生步行西迁的校长罗家伦私交甚笃，但兼容并包仍是中央大学的传统，当日的艺术科并非只有徐悲鸿一家之言，徐氏“素描为一切造型艺术之基础”的教学模式以及现实主义的理念，其影响也主要是在他所主持的油画科内。

从李斛第一次看到徐悲鸿的画起，写生与速写成了他随时随地练习的手头功夫，所画的对象多是集市里的工匠、商贩和艺人。李斛的艺术与生活正悄然地合二为一，他其实已经走上了日后遇见的悲鸿先生所主张的那条道路。他甚至对学校安排他去绘制抗日宣传画和墙报插图亦乐此不疲，以至废寝忘食。李斛大学时代素描的坚实感与体量感在他的同学和历届校友中可谓罕见，功底固然重要，这种对现实与现世的关怀或者才是深至潜意识的原因。或许悲鸿先生对李斛知遇有加，也正是因为从他素描那坚实的体积感中看到的不仅仅是技术，更是看到了人，看到了对人的关切。于是，最好的老师与最好的学生就此相遇了：悲鸿先生决心挑选两名学生作为中国画教学变革实验培养的重点对象时，中国画组选了宗其香，西画组选的便是李斛。宗其香主要加强素描基础训练，李斛则加强传统绘画基本功的训练，悲鸿先生以此探索新中国画的可能性。从国画转向油画，又从油画转向国画的李斛，这一时期创作了他最早的一批可被归入徐氏体系的作品，比如《战火》《嘉陵江纤夫》《赶车》《捡煤渣》《磨刀工人》《女工像》等等，从题目就能看出是为普罗大众写照、哀生民多艰之作。这些作品不但遵循了徐悲鸿所倡导的写实主义，构图设色上对徐悲鸿的《九方皋》《愚公移山》等作品也多有借鉴。1946 年，李斛中央大学毕业前夕，悲鸿先生在他的个展上题词，给予了这个寄托着他改良中国画厚望的得意门生以极高的评价：以中国纸墨用西洋画法写生，自中大艺术系迁蜀后始创之。李斛仁弟为其最成功者。

李斛是20 世纪中西结合的中国画变革之路上绕不开的名字。徐悲鸿选择了李斛，李斛也选择了徐悲鸿。有了徐悲鸿的知遇与提携，李斛才成为了今天的李斛。李斛因志趣而选择了成为徐悲鸿的学术后裔，悲鸿生命的光和热才得以延续与弘扬。师徒的相遇与相知，对彼此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缘分。艺术对世界的意义也在这师徒相遇相知的故事中得到了升华。

宗其香，磐溪，纸本设色，68.5cmx45cm，1983年

宗其香

1939 年，山城重庆夜晚的嘉陵江畔常有一个孤独迷惘的身影在徘徊，这是年仅22 岁的宗其香刚流亡求学到此时常常一个人沉思的地方。那时的宗其香正经历失恋与艺术生涯因战争而被迫中断的挫折。面对这迷茫幽深的山城，呜咽呻吟的江水，闪闪烁烁的灯光，扑朔迷离的倒影，他触景生情，创作了嘉陵江夜景水彩画，并将这幅画寄给了当时正在南洋为抗战卖画募捐的老师徐悲鸿。这便是宗其香夜景画最早的胚芽。

不久，宗其香便收到了来自南洋的复信：古人画夜景只是象征性的，其实并无光的感受，如《春夜宴桃李园图》等。你是否试以中国画笔墨融化写生，把灯光的美也画出来？

悲鸿先生的指点与认可令宗其香找到了艺术创作的突破口，于是在夜景中探寻墨色的丰富变化，捕捉与表现黑暗中光亮的不同层次与色阶，以水墨与色彩表现渔火摇曳的川江夜景，便成了宗其香艺术的创造起点与风格标识，也让山城江畔夜景的时空在艺术中得到永生。

宗其香开创了以深色背景留白的画法来表现夜晚的方法，其夜景山水已不仅只是一种题材和形式，更升华为心理空间和物理空间的结合。自此，宗其香便以风格极其鲜明的“夜景山水”声名远播，成为以西方绘画技巧改良革新中国画的先锋主将，这也是徐悲鸿提倡以西润中所结出的一个硕果。

张安治，三峡风景，水彩纸，27cmx39.5cm，20世纪40年代

张安治

上个世纪20 年代，徐悲鸿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系时，在大礼堂演讲上，曾首次提出坚持严格的素描练习和写实精神的艺术教育主张。当时台下的张安治是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科的学生。他在这里学画于徐悲鸿、吕凤子、汪采白，美学课从宗白华，诗词课从吴梅、汪东。日后张安治以书画与治史并重、兼通中西闻名，便是得益于此。

张安治不但与徐悲鸿共同筹办首届桂林书画金石展览，还先后参加了1937 年的“妇女抗敌后援会书画用品展览”、1940 年的“战时美术展览”“抗敌宣传画展”“募款劳军画展”、1942 年的“救侨美展”、1943 年的“救济难胞画展”与“桂林美术联谊会画展”以及两次个人画展等等。正是这种艺术与道德表里如一的执着与大丈夫修身治平的强度，让张安治义无反顾地在悲鸿恩师毕生倡导的为人生而艺术的道路上九死未悔。国难当头书生报国无长物，师徒二人美育救国的宏愿在战争乌云密布的渝桂双城上空熠熠生辉。

徐悲鸿美术馆建筑外景图

中国历朝历代多个重要节点上，川蜀都是中华民族最后的天险屏障，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亦是如此。它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大后方，也是中华文化的大后方。明耻教战、多难兴邦，悲鸿先生的山城之情，是那个时代伟大艺术家与民族命运休戚与共的体现。正是这片土地为新中国美术发展与教育保存了精英与文脉。今天中国优秀艺术根系不断，并呈多元化的发展，倡导艺为人生的徐悲鸿与他艺术教育体系永远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