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盖蒂博物馆现场

2020年2月25日至6月7日，“米开朗基罗：大师精神”（Michelangelo: Mind of the Master）在盖蒂博物馆（the Getty Museum）展出，本次展览精选了28幅米开朗基罗的手稿，作品精致而极具代表性，且大多数首次走出欧洲。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作品绘制在纸张的两面，因而馆方特意通过独立支架进行展示，以方便观众从正反两面欣赏这位大师的作品全貌。遗憾的是，由于全球性的新冠状肺炎疫情，展览暂时关闭，那么就让我们透过屏幕走进米开朗基罗的世界吧！

《米开朗基罗肖像》1550–1551, 丹尼尔·沃尔泰拉（Daniele da Volterra）， © Teylers Museum, Haarlem

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米开朗基罗·博纳罗蒂（Michelangelo Buonarroti，1475-1564）是西方美术史上最具创造力与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生活在15、16世纪欧洲重要的文化与政治中心佛罗伦萨与罗马，米开朗基罗的主要赞助人包括美第奇家族和教皇尤利乌斯二世（Julius II），他的作品以精湛而富有力量的人体造型而举世瞩目。米开朗基罗一生涉猎广泛，他不仅是一位画家，还是著名的雕塑家、建筑师，从这些珍贵的手稿上，我们可以寻迹还原艺术家本人的思考与创作，而这些眼前的笔触最终成就了西斯廷天顶画、最后的审判、美第奇教堂陵墓雕塑、圣彼得大教堂拱顶等一系列令我们耳熟能详的杰作。从成组的素描作品到具体的细节刻画，本次展览呈现了其创作生涯各个阶段的代表性手绘草图。

手稿作品，1525-1530，米开朗基罗，27.9×39.4cm，盖蒂博物馆

由于米开朗基罗生前将其大部分手稿付诸一炬，幸存下来的展品极为珍贵。这其中大多数源自于瑞典女王克莉丝蒂娜（Queen Christina，1626-1689）的个人收藏。这位迷人而不循规蹈矩的君王热爱艺术，放弃了王位而移居罗马，在这里建立了自己重要的艺术收藏体系。

《服丧的女子》，米开朗基罗，1500-1505，The J. Paul Getty Museum

正如盖蒂博物馆馆长蒂莫斯•波兹 (Timothy Potts)所言：“米开朗基罗的每一件不朽之作都起源于他的手稿草图，正是这些草稿记录了他创作的历程。本次展览展出的作品从泰勒博物馆（Teylers Museum）无与伦比的馆藏中精心挑选，并首次集中亮相美国，的确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对于紧握双手形象的研究，1496–1503, 米开朗基罗, © Teylers Museum, Haarlem

创作手稿——扣响了解米开朗基罗创作之路的大门

对于米开朗基罗而言，绘画是最基础且毕生的工作。学生时代的他通过临摹绘画学习艺术，此后，绘画成为他捕捉现实并记录其脑海中创作构思的主要手段。米开朗基罗始终致力于对于人体的生动描绘，并通过学习解剖了解肌肉与骨骼，将其对人体的逼真再现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转向右侧的男人体，1504-1506，米开朗基罗© Teylers Museum, Haarlem

在其早期创作中，米开朗基罗主要用钢笔和墨水进行绘画，但很快他对粉笔的便利和高效所着迷，红与黑在他的创作中十分常见，并在后期的作品中大量采用黑色粉笔创作。历经时间的沉淀，这些手稿不仅向世人展示了米开朗基罗精准而高超的绘画技巧，更叩响了艺术家创作的心门，引领我们走近他的创作之路，从而了解文艺复兴时期诞生的这些传世之作背后的来龙去脉。

跨步的裸体男子，米开朗基罗，1504或1506年，© Teylers Museum, Haarlem

与达·芬奇同台竞技的《卡西纳之战》（The Battle of Cascina）

1504年之夏，米开朗基罗接受委托为佛罗伦萨市政大厅的一面墙壁绘制《卡西纳之战》，而对面墙壁的绘画则在一年前委任给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进行《安吉利之战》(the Battle of Anghiari)的创作。两幅作品旨在纪念佛罗伦萨历史上重要的两场战役，两面墙相互呼应，分别由文艺复兴时期的两位大师执笔，颇有些同台竞技的意味。尽管他们都完成了整面墙的全景构图草稿，但却并未最终完成创作。而该草稿被当作典范不断被后人研习，最终在极端热情的临摹者手中四分五裂。现留存的摹本由巴斯提亚诺·达·桑加罗（Bastiano da Sangallo）按照米开朗基罗的手稿进行了真人大小的复制。其中，米开朗基罗刻画了交战前在阿诺河上洗澡的佛罗伦萨士兵惊遇敌军的瞬间。米开朗基罗擅于描绘人物形体并将精湛的绘画技艺灌输于角色之中，这一形象的塑造充分展示了他对于英雄躯体在一瞬间动态上的把控。

针对左腿的学习，1515–1520，米开朗基罗，红色粉笔，用钢笔和棕色墨水重新描绘© Teylers Museum, Haarlem

从解剖中深入了解人体构成

不同于大多数的文艺复兴艺术家通过学习古代雕塑和模特素写的方式了解人体，米开朗基罗通过解剖打开了探索人体的大门。据熟识他的传记作家阿斯卡尼奥·孔迪维（Ascanio Condivi）记载，米开朗基罗在20岁左右时就已经在佛罗伦萨圣斯皮里托修道院检验过尸体了。

左肩和左臂的研究，1515–20,米开朗基罗，© Teylers Museum, Haarlem

针对左肩和左臂的练习，1523–1524, 米开朗基罗，黑色粉笔，© Teylers Museum, Haarlem

然而米开朗基罗对于解剖学的热衷并非在于器官的研究，而是格外关注肌肉和骨骼的构造。在他留存下的解剖学手稿中，不难看出其对于特定肌肉的理解精准而深入，尤其是对四肢的掌握和描绘可谓得心应手。通过对解剖知识的学习，米开朗基罗准确捕捉到人体在运动过程中肌肉与线条的变化，这在其日后对英雄人物形象的创作和呈现中是至关重要的。

下十字架，米开朗基罗，1530–1534，© Teylers Museum, Haarlem

十字架上形象的研究，1530–1534，米开朗基罗，黑色粉笔，© Teylers Museum, Haarlem

圣洛伦佐大教堂，佛罗伦萨（San Lorenzo, Florence）

在1510至16世纪20年代，为了彰显自身的权力并为家族留下宝贵财富，两位美第奇教皇——列奥十世乔万尼·德·美第奇（Leo X，Giovanni di Lorenzo de’Medici)和克莱蒙七世朱利奥·德·美第奇(Clement VII，Giulio de’Medici)分别邀请米开朗基罗为其家族礼拜堂圣洛伦佐大教堂进行创作。米开朗基罗设计了新圣器室、家族陵墓和与教堂毗邻的劳伦藏书阁的建筑和雕塑，尤其是《昼夜晨昏》雕塑更是远近闻名。米开朗基罗的雕塑手稿存世甚少，其中为创作雕塑《昼》留下的四页草图难得的记载了他在大理石上开凿前的精心构思。

西斯廷天顶画局部，图片源于网络

西斯廷教堂天顶画

西斯廷教堂是教皇西斯图四世(Pope Sixtus IV)下令在1473-1481年间修建的礼拜堂，此处用于举办重要的教内纪念活动，并成为红衣主教团聚集之地。500年后的今天，米开朗基罗绘制在西斯廷教堂天顶的那令人眼花缭乱而雄伟憾人的湿壁画依旧让游客们叹为观止。这件杰作耗费了艺术家整整四年时间，除了初级的准备工作由其助手协助外，500余平方米的天顶创作全部由艺术家一人完成。

坐着的男子和他右臂的研究，米开朗基罗，1511年，© Teylers Museum, Haarlem

1508年4、5月间，米开朗基罗收到教皇尤里乌斯二世的委任去绘制圣经中“创世纪”（Genesis）的篇章。同时在被壁柱和饰带分割的区域也借助墙体的弧面描绘了先知等形象和故事，内容丰富而完整。这些形象肌肉饱满，即使是女性形象也具有着男人一样运动而健壮的身材。米开朗基罗仰面绘制天顶，颜料和碎屑掉在他的脸上。由于脚手架挡住了很多自然光，所以他创作时要依赖灯具照明。

针对人物侧脸、腿部和脚的手稿，1511,米开朗基罗，© Teylers Museum, Haarlem

米开朗基罗分两期完成了西斯廷教堂天顶画的创作，1511年夏天第一部分的脚手架撤下，米开朗基罗可以从地面看到完成部分的总览，在其后半部分的创作中（靠近祭坛一边的绘画），他绘制的人物形象更大了一些，而且布局也不似之前那般紧凑了，这是他后期创作的调整。西斯廷教堂天顶画的草图是米开朗基罗难得的存世手稿。

《最后的审判》（局部），图片来源网络

《最后的审判》（The Last Judgment）

1533年米开朗基罗再一次接到了西斯廷教堂的委任——创作祭坛墙上的巨幅壁画《最后的审判》（the Last Judgment），这次的委托来自教皇克莱蒙七世。米开朗基罗直到1541年才最终完成这幅经典巨制。尽管《最后的审判》在基督教创作题材中十分常见，米开朗基罗的版本却令人耳目一新。画面上，袒露健硕胸膛的耶稣位居构图的正中,一群圣徒围绕左右并也大多露出裸体的身躯，被拯救者升入天堂，而反之则被打入地狱。

 人体和头部手稿，1537–1538,米开朗基罗，© Teylers Museum, Haarlem

如此大量而集中的裸体内容很快引发了教会内部的争议，其结果是他们于1563年下令对一部分裸露处进行修改，通过绘制衣饰等“遮羞布”的方式对原作进行覆盖。在米开朗基罗去世的第二年（1565年），该复绘工作由丹尼尔·沃尔泰拉（Daniele da Volterra）完成。尽管如此，米开朗基罗毕生所热衷的对于人体的描绘依然在《最后的审判》这一作品中达到顶峰，而它对其后世世代代的艺术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圣彼得大教堂拱顶建筑草图，1547–1561, 米开朗基罗，© Teylers Museum, Haarlem

生前未见完成的圣彼得大教堂

由于主持圣彼得大教堂的建筑师安东尼奥·桑加罗（Antonio da Sangallo）不幸于1546年去世, 教皇保罗三世（Pope Paul III）委任米开朗基罗负责接下来的建造工作。然而，教皇一厢情愿地将这件重大工程交付于米开朗基罗，却完全没有考虑到后者作为艺术家和雕塑家对建筑的经验其实是有限的。米开朗基罗面临的艰巨挑战来源于如何在教堂十字翼相交处打造一个巨大的圆顶。他通过图纸和3D模型不断测试自己的构想，然而由于复杂而巨大的工程量，米开朗基罗生前并没有看到整个施工的完成。

米开朗基罗手稿，© Teylers Museum, Haarlem

宁愿烧毁手稿，也不想被人窥探

米开朗基罗疑心很重，即使对身边人也始终有着极强的防护意识。据当时的艺术家传记作者乔尔乔·瓦萨里(Giorgio Vasari)记述，米开朗基罗烧毁了他的大量手稿，因为这样才不会被人知晓他创作过程的纠结和艰辛。当他于1564年2月18日去世时，人们只在他罗马的家中找到了五份人物手稿和五张建筑草图，它们被锁在一个被蜡封的桃木箱子里。人们在其佛罗伦萨的家中找到了更多的手稿，但是这仅仅是米开朗基罗平生创作的沧海一粟。如果按照米开朗基罗在他工作过程中每天只画一张小稿来推测，那么他也应该完成了两万八千张创作，而目前人们发现的只有600幅。

男人体背部及左臂研究，1523–1524，米开朗基罗，© Teylers Museum, Haarlem

编者按：面临全球疫情，在驻足观看这些传世之作的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思考生命、信仰等问题的契机。无论是《创世纪》还是《最后的审判》，或是历史中的《诺亚方舟》等经典之作，千百年来，人类生死往复，终极命题却始终未曾改变。米开朗基罗《创世纪》中的第四幅《创造亚当》给人们带来生的希望，当人类与天神凝望，指尖相会便是力量与希望。最后附上这张局部图，愿大家早日走出疫情阴霾，也格外献给受疫情折磨的文艺复兴发源地意大利，愿众生心怀悲悯，人间有爱，共渡难关。愿世界，安好。（编译/付朗，摘自artdaily，盖蒂博物馆）

米开朗基罗《创世纪》局部

愿疫情早日退散，共同迎接崭新而光明的“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