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的董其昌，擅诗文，工书画，堪称一代宗师，执松江书派、画派之牛耳，倡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和南北宗画论，影响近世三百余年书画艺术甚巨。有清一代，康熙、乾隆皇帝均酷爱董书，心慕手追，尊为书道之楷式。董其昌的艺品诗品不同凡响，世所公认，鲜为人知的是，董其昌留心国是，识见非凡，足称一代名臣。然而，其人品在正史、野史中的评价却颇多分歧。

董其昌绘画初师黄公望，后广泛汲取董源、巨然、吴镇、倪瓒、黄公望、王蒙等宋元名家画法，在师古的基础上，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开创了古拙峬峭、自然秀润的风格。董其昌所标举的南宗画，崇尚文人情趣，平淡自然，刊落浮华，其艺术精神独树一帜，与院体画、画师画迥然不同。从董其昌流传的绘画图版来看，其构图、设色以及墨色的浓淡、皴染颇具匠心，所营构的意象世界流淌着天趣与古韵，诗心与禅境合而为一。

董其昌的字初从颜真卿入手，遍临历代法书真迹，合晋唐宋元书风为一体，气韵生动，姿态横生，尤其得力于米芾。据《明史》本传记载：“其昌天才俊逸，少负重名。……始以宋米芾为宗。后自成一家，名闻外国。其画集宋、元诸家之长，行以己意，潇洒生动，非人力所及也。四方金石之刻，得其制作手书，以为二绝。造请无虚日，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精于品题，收藏家得片语只字以为重。性和易，通禅理，萧闲吐纳，终日无俗语。人拟之米芾、赵孟頫云。 ”在晚明艺术界，董其昌给人的感觉确实是游戏禅悦，脱略功名，天性淡泊，追步陶潜。他的《容台诗集》卷一《送黄侍御归西江》诗写道： “彭泽八十日，襄阳不再春。悠悠世网中，着此天放民。鸟飞时复倦，龙性故难驯。余亦从此逝，幽怀谁与论。揽取衡山云，以赠东林人。 ”题为送人，实为一己幽怀之写照。意谓身撄世网，而心为天放之民，逍遥于无何有之乡。 “鸟飞时复倦，龙性故难驯。 ”言外有仕途的厌倦，欲效仿陶潜、嵇康返璞归真。陶潜《归去来兮》云：“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 ”颜延之《五君咏》之《嵇中散》云：“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 ”这种诗意栖居的生命姿态外化到艺术实践的层面，就是洗尽尘滓，独存孤迥的审美境界。董其昌的书画珍品，大抵是诗品与艺品的双美合一。

董其昌在艺术上高自标置。有诗为证： “骥种能千里，鹏图欲上天。 ” （ 《容台诗集》卷一《寿沈文学》 ）他以千里马和大鹏自比，雄心、野心和信心展露无遗。他又以梅花自况： “冷艳心堪许，幽芳众岂知？ ”（ 《容台诗集》卷一《中秋朱太常园梅花盛开诗以纪异》 ）梅花的孤标傲世，真是他所向往的艺术境界。董其昌毫不回避他艺术上的名心。他在《参知陈公遗集序》一文中写道：“余惟撰造之事，非名心甚厉者不能钩深抽秘，极其才情之所如，又非名心甚恬者，不能驰域外之观，而俟千秋之鉴。 ” （ 《容台文集》卷一）话说得十分辩证，堪称有道之言。 “名心甚厉”与“名心甚恬”指向两个不同的极端，又对立统一在一个人身上。“名心甚厉”指艺苑成名的欲望，有此欲望才能化为强大的内驱力，在艺术上苦心孤诣， “极其才情之所如” ；“名心甚恬”则是创作时的虚静状态，如此才能澡雪精神，游心物外，臻于超逸之境。

据陈继儒《容台集序》记载，董其昌还是一个小秀才的时候，就敢于傲视主盟艺坛的大佬王世贞，不愿拜在他的门下，说“神仙自能拔宅，何事傍人门户间！ ”本着自致青云，开宗立派的精神，他一方面以天地造化为师，从大自然中捕捉艺术的灵感，一方面以古人为师，遍临历代名家法帖名画真迹，在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基础上自成一家。所以尽管时人把他比作当代的米芾、赵孟頫，他并不很乐意。他觉得自己的造诣与米芾在伯仲之间，与赵孟頫相较则有过之。他说：“赵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赵书无弗作意，吾书往往率意；当吾作意，赵书亦输一筹，第作意者少耳。 ” （ 《容台别集》卷二《书品》 ）艺术上的唯我独尊，舍我其谁，是董其昌追求艺术至境的不竭动力，他成为大宗师委实得力于此，然而这种唯我独尊的心性一旦从艺术领域渗透到日常的社会生活，往往会因为人事利益的争强好胜而发生恶性的蜕变。天才与魔鬼、艺术家与恶霸地主乍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其实这两者之间有着互渗转化的心理根据。

值得注意的是，官修正史与民间野史对董其昌的评价有较大分歧。正史中的董其昌为官清正，不畏豪强。据《明史》本传：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 ，董其昌为湖广副使，“督湖广学政，不徇请嘱，为势家所怨，嗾生儒数百人鼓噪，毁其公署。其昌拜疏求去，帝不许，而令所司按治，其昌卒谢事归” 。董其昌关注国是，见识过人，“采留中之疏切于国本、藩封、人才、风俗、河渠、食货、吏治、边防者，别为四十卷。仿史赞之例，每篇系以笔断” 。“笔断”就是对万历王朝留中之疏的评论，不少文字直面大明王朝现实的弊端，建言建策，直笔谠论，有古名臣之风。董其昌历官至南京礼部尚书，虽非实权要津，却是清高体面的显宦。董其昌给自己诗文集取名《容台集》 ，“容台”乃礼部之别称，可见他对这个给他带来清誉的官衔是十分看重的。董其昌身后赐谥文敏，与元代赵孟頫的谥号一样，也可以说备极荣宠了。

然而，野史《民抄董宦事实》中的董其昌却是一个专恣不法的乡宦。此书记载了松江数万士民集会起事，将董其昌豪宅付之一炬的事实经过。这就是轰动三吴地区的“民抄董宦”大案。事件的来龙去脉大体如下：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 ，六十多岁的乡宦董其昌看中了松江生员陆兆芳佃户的女儿绿英，唆使恶奴纠众上门抢夺而去。有人据此编写了《黑白传》传奇曲本，哄传街坊。 《黑白传》影射的就是董其昌贪图美色，霸占绿英的罪行。“黑”隐指陆兆芳，因陆面黑身长，“白”指董其昌，因为学者尊称他为思白先生。董其昌听闻此事非常恼怒，告到了衙门。衙门捕快捉到了说唱《黑白传》的艺人钱二，钱二指认生员范昶所作。范昶系董其昌的连襟，被逼到董宅与钱二对质，赌咒发誓与此事无涉，不久愤懑身亡。范母冯氏因系董家姻亲，带领儿媳仆妇去董宅论理，却被恶奴绑架到寺庙剥去衣服凌辱示众。此举激起了目击者的公愤，有人写了揭帖传单，声称董其昌“险如卢杞，富如元载，淫奢如董卓，举动豪横如盗跖流风” ，妇女儿童竞传“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之谣。松江合郡士民数万集会，怨声载道，骂声如沸，一炬烧掉了董宦宅第。

董其昌欺凌范氏只是一个导火线，深层次的社会原因是兼并土地，积怨太深所致。据明代史料记载：大抵自宪宗成化时起，土地兼并的狂潮，遍布全国，到了万历后期已成白热化的态势。各地的官僚乡绅对民田的兼并十分严重，千百万户小农仅有的土地被剥夺殆尽，失去赖以生存的条件。《民抄董宦事实》说董宦“封钉民房，捉锁男妇，无日无之” ，“膏腴万顷，输税不过三分” ，乃是不争的事实。我们不排除“民抄董宦”事件中有流氓无产者的聚众闹事，趁火打劫，但整个事件针对的却是董其昌家族，烧的只是董宅，不及乡邻。本来董其昌的法书遍布松江郡城，是绝美的文化景观，但民众对他切齿痛恨，竟毁掉了他所书的匾额“抱珠楼”“大雄宝殿”等。

人性善恶集于一身，是性格两极的二重组合，我们需要用辩证的眼光去看。董其昌既是一代艺术巨匠，又是有忧患意识的大臣，同时也是一个专横的乡宦。从纯粹艺术审美的角度看，董其昌岿然为一代宗师，这一点不容置疑。就像松江诗人周茂源《春日集朱雪田书楼》诗所云： “吾乡作者董尚书，容台笔迹妙天下。书工八法画通神，晋唐以来无匹者。 ”董其昌的书画气韵秀润，潇洒飞动，尽脱模拟之迹，而自成一家，声闻海内外。我们不能因为他晚年退居乡里，鱼肉百姓的罪行就全盘否定他的艺术。 “民抄董宦”的檄文说他“字非癫米，画非痴黄”只是激于义愤之词，客观地讲，他的字画一点都不输给“癫米” （米芾）和“痴黄” （黄公望） 。艺术就是艺术，有其实体性、自足性和独立性。从另一方面说，我们也不能因为董其昌艺术光环的璀璨，就无视他内心的阴暗。一个沉酣在艺术胜境中的人，他的文人情怀和第一流的心性是可敬可佩的，然而一旦他的艺术作品转化为商品，在流通和交易中带来巨额利润和赫奕声名，也极有可能变得贪婪霸道。董其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