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文物活起来”成为近年来博物馆行业内的普遍呼声。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先从博物馆文创说起。  

      2017年，我指导一个文化遗产方向的研究生撰写了博物馆文创方面的硕士论文（赵冰清《试论博物馆文创的几个问题》），论文讨论了国内外博物馆文创的不同案例，得出的主要观点之一是“博物馆文创是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延伸，不宜提博物馆文创产业，博物馆文创也无法形成产业”。

        2016年，国务院下发专门文件，国家文物局等相关部门出台一系列落实文件和措施，鼓励博物馆依托馆藏资源开展文化创意活动，积极探索文物活起来的有效途径。有关部门相继推出《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关于促进文物合理利用的若干意见》等文件，博物馆界也积极响应，有中国国家博物馆天猫旗舰店上线、故宫博物院与腾讯达成战略合作等实质性举措，这一年几乎每个月都有关于博物馆文创的利好消息，因此，2016年被媒体称为博物馆文创元年。

        但是，在叫好声中，也有不同的声音，如马继东的《中国博物馆IP开发不容乐观》、魏金金的《博物馆文创开发如何突破困境？》，有的文章以标题直言《2016博物馆文创：激情遭遇体制性头疼》，甚至认为《博物馆就不该做文创》。 

        博物馆文创产业的全称由四个部分组成：博物馆，文化，创意，产业。在我看来，博物馆文化创意活动首先得明白自己作为一家博物馆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不是基于博物馆自身的定位和资源，是不是引领了文化的健康发展。我们常说博物馆是非营利机构，这并不意味着博物馆不能营利、不能参与市场竞争，但是得要考虑到营利性的行为，在博物馆发生之后会对博物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可能有经济收益，可能有社会效益，也可能会产生某些争议。不是说有争议的事情就一定不能去做，也不是说有收益的事情博物馆就一定要做，博物馆应当对这些问题有全面的考量。但是，国内外的博物馆没有哪一家是靠经营文化创意产品的收入去作为自己博物馆的主要财政来源，更谈不上形成了市场经济所定义的产业。博物馆可以根据自身的资源优势、专业人才队伍的实际情况从事一定的文化创意活动，但是，将这种活动与产业直接划等号，以为博物馆文创能够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甚至形成产业规模，会对博物馆行业形成误导。博物馆文创活动的实质是“把博物馆带回家”，是其教育功能的扩展。    除了博物馆文创以外，“让文物活起来”的呼声下还存在着片面追求博物馆观众数量的倾向。

        博物馆当然需要观众，门庭冷落自然无法发挥博物馆的社会职能，但是，博物馆是不是参观的人数越多越好？博物馆参观人群过于庞大，除了带来管理上的一系列问题之外，我们还需要认真分析一下，我们是否达到了让观众参观的目的？上海博物馆2002年举办“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的时候，观众通常需要排队数小时才能进入展厅参观；故宫博物院举办“石渠宝笈特展”的时候，为了看《清明上河图》，甚至引发了“故宫跑”。这些现象似乎说明，博物馆的展览正在越来越受到社会大众的欢迎。但是，人多未必是真看懂了。笔者曾经参与“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维持秩序的工作，也作为专场观众，参观过“石渠宝笈特展”。这两个展览的展品都很珍贵，不过，引起观众兴趣的主要是《清明上河图》，从每个人只能有几分钟在画前参观的时间看，观众更多的是好奇和从众心理，是景点休闲的游客而不是博物馆学习的观众，刺激眼球却未必刺激了大脑。因此，不能片面地说吸引了更多的观众和形成了媒体的热度就是把文物搞活了。 

        与之相关联的一个现象在于，我们的许多展览习惯动辄以“一级品超过百分之多少”作为宣传的热点。中国博物馆界现在每年要举办两万多个展览，许多展览筹备时间短、精品集中，对于馆方而言操作简单，对于观众而言看起来热闹。但是，实际效果如何呢？以2014年北京APEC会议期间主办的“丝绸之路展”为例，业内一位资深人士在微信中评论：“这场‘丝绸之路展’无法复制”，“因为出借文物，陕西历史博物馆还关闭了一个展厅”，“除了媚宝，没觉得什么历史文化，感觉展览水平真对不起文物。”现在国内的许多博物馆千馆一面，展览的同质化日趋严重，为了拉近和观众之间的距离，增加观众体验，一些博物馆过度依赖数字技术，片面强调博物馆文创，而没有在深入探讨文物本体的价值内涵上下工夫，也就无法真正将博物馆的资源，转变为国民素质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

        当然，合理利用媒体资源、加强宣传不可谓不重要。让文物活起来经常需要多领域共同合作，在合作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理解不同合作方的难处。如《国家宝藏》播出了两季，有些地方从考古、文物专业的角度看表达得不够准确，有议论说“靠明星拉流量捆绑文物”的做法可以休矣。我的看法是《国家宝藏》改变了过去鉴宝类节目片面宣传文物的市场价格，试图用比较生动的形式阐释文物的文化价值，编导组的努力值得肯定。专业上的问题可以多请专业的人士把关，可以更多地考虑德艺双馨的演员，而不仅是在年轻观众中的知名度。站在博物馆的立场上，需要我们有勇气去积极探索不同的途径。但是，这种探索始终应该不忘初心，时刻考虑到博物馆存在的宗旨是什么？要想清楚当遗产被展示利用成某一个样子之后，于自己、于社会的意义何在？作为社会文化机构，要避免“观众就是上帝”的想法，一味地去迎合观众心理是不可取的。2016年秋季，我们与央视纪录片频道的编导合作，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开设了“考古类纪录片的制作与传播”课程，希望在高校中培养复合型人才，能够在准确地传达文物文化内涵的同时，也能够懂得新的传播方式。在合作的过程中，央视的编导们剪辑了几个数分钟的短片，分析了现在年轻人的观看习惯，用了比较多的网络语言，可以说央视的记者们是很尽心尽力的，他们有收视率的压力，不然筹措不到资金。我们的老师看了之后，觉得北大和央视合作的项目，希望既能考虑适当迎合现代年轻观众的心理，也能适当引导年轻人的文化走向，也就是说既要有迎合，也要有引导，我相信不远的将来我们能够找到共同的契合点。  

      总的来说，“让文物活起来”并非易事。文物工作的十六字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保护不是文化遗产工作的终极目标，所以“合理利用”和其他十二个字一样，是文物工作者必须考虑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是合理的尺度？  

      如何“让文物活起来”是新时代遇到的新问题，在文物本体得到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应该允许有不同形式的探索。中国的文物古迹有自身的特点，材质不同、国情有别，因此，我们在认真学习国际同行先进的保护理念的同时，应该结合自身的实际，探索更加符合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和方法，用于指导我们的具体实际。中国古代的建筑以土木结构为主，在成为遗址之后，观赏性差，对于那些价值高、范围大的遗址，我们设立了考古遗址公园加以保护，但是普通的观众难以理解。在考古发掘中，过去的做法都是发掘到生土，既然发掘到了生土，为什么不能在发掘过的地方考虑建设适当的展示性建筑？或者考虑公园属性的公共设施建设？片面地强调保护，容易占据道德高地，但近几十年的实践表明，由于没有综合考虑到国计民生和中国考古遗址的特性，许多部门并没有将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加以妥善利用，而是当成了社会发展的一种羁绊，实际的保护效果并不理想。谈“合理利用”我们文物界不能划地为牢，而是要积极寻求社会力量的多方面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