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看之道”：观看艺术可以有多少种方式？

Honey

发布时间：2019-08-19 浏览量：2499

展览现场策展人乔纳森·斯坦普进行导览

1970年代，《观看之道》一书出版，他的作者，一位“离经叛道”的批评家，以一种对传统艺术批评理论挑战的姿态，在英国的文化批评领域和视觉批评领域悄然而至，他就是约翰·伯格。

书中，约翰·伯格向以作者中心论宰制下的图像批评观进行发难。他通过对机械复制艺术的关注，打破艺术阐释的作者迷思，凸显“观者”对艺术作品进行多元诠释的可能，并试图分析图像艺术所蕴含的政治、阶级、权力、财富、性别等议题，这也使他的观看理论在文化研究的范畴内开疆拓土。

展览现场

2019年8月16日，同名展览“观看之道”在北京CHAO艺术中心开幕。策展人乔纳森·斯坦普（Jonas Stampe）与约翰·伯格是故交，两人的艺术观念也一脉相承。在乔纳森·斯坦普看来，在装饰性、景观化的艺术作品以外，艺术更应该在承担社会责任上有所作为，要聚焦社会性议题进行深刻的观念性思考。

CHAO艺术空间创始人、馆长李明，策展人乔纳森·斯坦普与联合策展人肖戈对谈

因此，本次展览所选取的17位/组中外著名当代艺术家的作品，都带着艺术与社会双重审视后的深刻思想性，从性别、身体、种族、资本等多个角度为“观看”艺术赋予更多可能。展览将这些作品放置于同一空间，并试图从作品文本之外的多个角度延展呈现，以对纪念碑性、创新性、唯一性等艺术中的普世观念和意义提出质疑，从而探讨何为当代艺术的“观看之道”。

性别：女性的觉醒与抗争

展厅内，艺术组合“游击队女孩”最著名的海报作品“Do Women Have to be Naked to get into the Met. Museum?”（女性一定要裸体才能进入大都会博物馆吗？）被扩印并占满整个展墙。1989年，这幅作品首次以车身广告的形式出现在纽约的公共巴士上。

展览现场

“游击队女孩”是一个针对艺术圈性别不平等问题进行创作的女性匿名艺术家团体。自1984创立起，她们就致力于用作品来曝光艺术圈及其他文化领域内的性别歧视问题。该团体成员在公众面前头戴大猩猩面罩来保护自己的身份，据介绍，本次展览期间，她们将再次戴上头套，通过Skype与展览现场的观众进行交流。

这个艺术团体最初成立是为了抗议1984年在MoMA举办的《有关绘画与雕塑的国际调查》展览。该展览共展出了169位艺术家的作品，其中只有不到10%的作品来自女性艺术家。但30年过去了，女性艺术家的处境是否得到根本改观？2016年，她们的作品《歧视》中显示，2015年，古根海姆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惠特尼博物馆各有一场女性艺术家个展。但从“0”到“1”的突破是否就是女性主义的终点呢？

游击队女孩《歧视》（Discrimination，2016）

在艺术形式上，游击队女孩的大多数作品都使用广告或海报作为视觉语言来快速直接地进行传达，这种方式受同为女性艺术家的珍妮·霍尔泽（Jenny Holzer）影响颇深。本次展览，珍妮·霍尔泽的作品《煽动之词》也出现在现场，并同游击队女孩的作品一样被扩印并铺满展墙——两者遥相呼应，形成隐秘而贯通的艺术线索。

珍妮·霍尔泽《煽动之词》

资本：艺术与资本的互动游戏

展览现场

1994年8月23日，在苏格兰侏罗纪岛上的一间船屋里，艺术组合K Foundation的成员德拉蒙德和考蒂点燃了一百万英镑的现金。他们曾于1987年创立流行电子乐队KLF并获得大量人气。1992年，他们在BRIT音乐奖颁奖礼现场演出时，用无子弹的机关枪对向了观众席中的业内人士，并在之后的派对上扔下一只死羊。此后，他们离开音乐行业，专心进行艺术尝试。

德拉蒙德的老朋友自由记者吉姆·瑞德(Jim Reid)见证了这次行为事件，并随后在《观察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们的朋友金浦（Gimpo）则用一台超八摄影机记录了这一过程。

K Foundation 《燃烧百万英镑》

《燃烧百万英镑》影像

燃烧百万英镑的影像、文献以及用来装灰烬的行李箱在本次展览中首次与中国观众见面，传达出艺术家对资本的态度，正如德拉蒙德在本次艺术行为后所说：“大部分书写我们故事的人以及专门为此做的电视专题片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总认为我们是用金钱来表达艺术观点，实际上我们是在用艺术表达对金钱的态度。”

班克斯《戴安娜脸的十英镑》

展览现场

沿着这一线索，展览展出了班克斯最富盛名的作品《戴安娜脸的十英镑》——十万张十英镑纸币复制品，并在K Foundation烧掉一百万英镑这场艺术狂欢后的十年零一周时发行。

“戴安娜脸的十英镑”将原本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头像替换成了1997年在巴黎的车祸中离奇死亡的威尔士公主戴安娜王妃；“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字样被换成“英格兰班克斯”（Banksy of England），而币面的注释“我保证按要求向持票人支付总额（I Promise To Pay The Bearer On Demand The Sum Of）”的字样被替换成了“我保证按要求向持票人付出终极代价（I Promise To Pay The Bearer On Demand The Ultimate Price）”。在纸币反面的右下角，班克斯还将查理斯·达尔文的签名换成了明显指涉戴安娜王妃意外事故的短句“切勿相信任何人”。

班克斯《女孩与气球》

正是这位特立独行的艺术家，他的作品《女孩与气球》在去年苏富比拍卖场卖得104.2万英镑高价值后，随着落槌声响，画框内的画作开始自动向下滑落，最终整整一半都被裁成的碎纸条状。事后班克斯在社交软件上发出拍卖现场作品“自毁”的照片，并且以嘲讽的语气指出“Going，going，gone…”（加价，继续加价，消失了）。

至此，班克斯一以贯之对资本与艺术市场的嘲弄，再次到达峰顶。关于作品自毁的纪录片被命名为《粉碎的爱》（Shred the love）也同步在展览展出。

阿法瓦多·加尔《文化=资本》

同为批判艺术商品化的作品，阿法瓦多·加尔的《文化=资本》也在本次展览展出。批判之余，在当代艺术世界被资本牢牢掌控，而我们的社会又在一次次的金融危机中受到持续震荡的时代背景下，“文化=资本”可以被看作是来自艺术家的一个诗意的建议，即文化才是一个社会真正的资本。

身体：作为艺术的感受和表达

身体的感受和表达素来是艺术表现的重要内容和方式。正如本次展览展出的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和乌雷的影像——《长城》，两名爱人各自从长城的两端走向对方，并计划在中间相遇并结婚。此作品也是首次在中国公开展映。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乌雷《长城》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和乌雷分别从山海关和嘉峪出发，然而，正如长途跋涉带来身体上的疲惫感，两人的关系也走入令人精疲力竭的境地，于是他们决定以最后的告别来取代结婚的计划。九十天后，他们在陕西省神木县附近的二郎山相遇，抓住彼此的手，拥抱并饱含深情地说了再见。

“行走长城”所隐喻的，不仅是一段长期的合作关系和一份有着强烈吸引力的情感，同时还有爱情与生活的矛盾、存在感、情绪以及无常的现实——这是一段身体与内心的旅程。

何云昌《视力检测》

何云昌在《视力检测》中使用的道具

而展览的另一位参展艺术家何云昌则以更加激进的方式通过身体进行艺术表达。在他的行为作品《视力检测》中，何云昌坐在一张高高的铁椅上，面向布满265个40瓦灯泡的L型镜面铝墙，他凝视光源，眼睛眨动越发频繁，而强烈的光线导致他泪水横流。一小时后，他结束了此次行为，并再次进行了视力测试。

这件作品拥有着巨大的力量，将痛苦与悲伤赋予了诗意。光明可以改变我们的观看方式，甚至可以让我们流着泪去发现事物的本质，然而物无美恶，过则为灾，它也可能会使我们变得盲目。

艺术与社会的互相审视

王庆松《跟他学》、《跟你学》

《跟他学》局部

《跟你学》局部

在具体议题的表达之外，展览始终在艺术文化研究的话语范畴内，呈现艺术与社会的互相审视或表达，有如王庆松的《跟我学》（2003）、《跟他学》（2010）与《跟你学》（2013）三部曲，将老师、学生、书本、黑板与大量文字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元素指向具有中国背景的教育、文化等议题；

陈界仁《加工厂》截图

有如台湾艺术家陈界仁根据上世纪80年代的台湾产业历史拍摄的《加工厂》。他邀请原联福制衣厂成衣女工重回已荒废七年的工厂内“工作”，聚焦女工们重回工厂的神情，并与早期加工产业繁荣景象的纪录片相互对照，“再现”了台湾加工产业由兴盛而衰落的过程；

黄锐《关键词铭》

再如黄锐的《关键词铭》，这个由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老北京传统的鼓，与一些较小的圆钹并置构成的装置或雕塑作品。每个鼓和圆钹上都印有英文或中文的单词或人名，比如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金融危机等。观众通过敲击，以用这些指代特定历史意义的词语、概念、事件和人名的文字进行演奏。

《挑衅，对艺术作品的非法接触》截图

他们的创作向当下社会敞开，也为作品赋予了时代的厚度。正如展览展出的乌雷的行为艺术作品《挑衅，对艺术作品的非法接触》，他于1975年，从柏林的新国家画廊偷走了卡尔·施皮茨韦格的作品《可怜的诗人》（1839），在警察的追击下，他坐车一路穿过人群，到达科鲁兹伯格区的艺术中心——贝塔宁艺术之家，最终将画挂在一个贫困的土耳其家庭中，后被抓并接受惩罚。

在策展人乔纳森·斯坦普看来，乌雷在持画逃跑的过程中，原本置身博物馆的画作从静止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被赋予了社会、家庭、法律、责任等多个层面的内涵——正是这些当代的存在，让艺术的观看更加丰厚和完满。（部分图片来自CHAO美术馆）